农民参加社保的行为经济学分析(doc 9页)

农民参加社保的行为经济学分析内容提要：
        近年来，行为经济学随着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乔治•阿克劳夫(George Akerlof)和丹尼尔•卡恩曼（Daniel Kahneman）、弗农•史密斯（ VernonL Smith） 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传统经济学认为决策人具有“理性人”的特征，总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现实生活中的决策人往往受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和有限信息等的制约②，在作出决策选择时，不可避免地要受环境、经验、认知、习惯、偏好、生理欲望等的影响，往往无法达到效益（货币收益）的最大化，而更多地努力实现自我满足最大化。农民，特别是中国的农民由于受自身认知水平、生活传统和国家制度安排的影响，更难从专业化的角度去分析形势，作出“理性人”所预期的选择，因而其选择偏离，甚至极大地偏离所谓的“理性”选择应不足奇怪。
    1、增收难制约了农民消费结构的升级
    传统理论认为，消费与收入呈正相关函数，收入的多少决定消费的内容。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们可支配收入仅仅能够满足基本的日常生活开支的情况下，消费支出主要受收入水平的制约是比较合理的。行为经济学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在决定如何消费的问题上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居民的消费结构将发生明显变化，基尼系数明显下降，精神文化生活支出和公益性支出将明显增多，消费支出不只是取决于其消费能力或收入水平，还取决于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比较明显的例子是，80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大部分农民在短短的几年就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在此基础上，随着农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农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一些家用电器等城里人才消费的时尚用品开始步入农村家庭。但是，随着物价的上涨和农民增收速度放缓，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生活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呈相对下降趋势。因此，尽管从量上来看其收入也在逐年增长，但实际消费能力却相对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其消费意愿中首先考虑的是眼前的基本生活需求，如子女教育、生产资料购买、修建住房等，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文化娱乐、休闲旅游等对他们来说，还远远没有列入消费计划或者是投资计划当中。也就是说，目前我们许多农民的收入水平还没有高到可以让他们更多地根据自己的消费意愿来决定消费支出的地步。例如，2003年，成都市、四川省和全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达到分别为46.0%、53.8%、45.6%③，即便是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金牛区，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达45%④，农民的收入主要还是用于基本生活保障。
    2、低收入水平导致了农民储蓄倾向的不断强化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人们的储蓄倾向与收入水平是同向变化的，收入越多，储蓄的倾向越明显，收入越少，储蓄所占的比例就会减少。而行为经济学的有关研究表明，当收入增加时，人们购买汽车、住房、保险等耐用品的愿望更强烈，旅游、娱乐等支出所占的比例也明显增加，储蓄所占比例则相对减少。而当他处于不利的境地时，出于谨慎，则会尽量多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储蓄率反而上升。当前，农村居民的储蓄率普遍高于城镇职工，而不愿意把钱投入到他们认为不能很快贴现或者根本就不会贴现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之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基于大部分农民对自身处境并不乐观的基本判断。
    3、政策差异刺激了农民对政策优惠的过高预期
    传统的供求理论认为，当某种商品的价格提高时，供给量将会增加而需求量将减少；当其价格降低时，供给量将会减少而需求增加。行为经济学则认为，商品的需求量并不一定完全有价格的变动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会受人们对未来价格变动的心理预期影响。如果人们普遍预期价格会持续上涨，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下降，则人们反应的就不是减少现期需求，而是大量抢购，导致需求量上升；相反，如果预期这种商品的价格将可能继续下跌，或者上涨后将迅速回落，人们则会采取等待观望的态度，现期需求反而会降低。股市中“追涨杀跌”的现象是最有力的证据，还有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抢购风，也是人们对当时物价将迅速上涨的预期判断的结果。成都市各区（市）县相继出台鼓励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优惠政策，而且相互比拚谁的政策更优惠，这就让不少农民产生优惠政策还要继续向有利于农民的方向调整的心理预期，于是坐地等待、观望，不少人甚至产生政府出大头，自己出小头的心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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