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慧星对买卖合同的解读和评论(DOC 55页)

内容摘要
合同法于1999年颁布生效，十多年的司法实践经验，已经证明合同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价值取向、逻辑结构、各项制度设计是成功的，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法治基础和制度保障。十多年来，学术界和实务界为保障合同法的正确实施做了很大的贡献。
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在适用合同法裁判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实践中，创设了若干新的裁判规则。这些判例规则，弥补了合同法的不足，丰富和发展了合同法理论，值得学术界和立法机关特别重视。
这里不讨论裁判实践所创设的判例规则，而是要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的司法解释做一个述评，指出其成绩和不足。
合同法颁布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了三个司法解释文件，即合同法解释(一)(法释〔1999〕19号)，合同法解释(二)(法释〔2009〕5号)和买卖合同解释(法释〔2012〕8号)。先对前两个解释作一个概述，然后着重分析第三个解释。
解释(一)(法释〔1999〕19号)，主要是解决适用合同法新旧法衔接、程序、时效问题，最重要的是对合同法第73条规定的代位权制度如何适用的解释。该项解释，抛弃了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果先归属于债务人的传统理论，采纳了由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优先取得的新理论，极具创造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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