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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往理论的FDI安全性分析
摘要：随着资本全球化进程的加快，FDI作为跨境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对东道国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其本身存在的某些内在特征，FDI往往又是威胁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经济体系安全的负面因素。本文突破理论研究的传统视角，运用交往理论分析框架，立足不同类型对外直接投资交往媒介和交往动机的特点，分析FDI对东道国的安全性问题，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FDI；交往理论；交往要件；交往媒介；交往动机
　　一、交往理论的主要思想
　　关于交往理论，目前主要有五种相关学说：社会互动说、交往实践说、语言中介说、主体际关系说和双重关系说。这五种学说分别从运动方式、本质属性、实现媒介、社会属性和物质精神双重属性等五个不同方面阐述了对交往这一范畴的不同理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学说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交往观和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指出交往是生产的前提，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因为生产除了受人口增长的硬约束外，“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就是说，孤立的个人无法进行生产，一定方式的生产或劳动必然会要求相适应的生产者数量和质量与之匹配，从而形成不同生产者之间的不同的交往关系和方式。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交往决不仅仅是指物质生产交往一种，而是包括人们之间的所有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也即个人或团体的所有社会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其中，物质关系与精神关系是人们社会交往关系中最主要的两种关系。此外，马克思认为交往需要媒介，这种媒介可以有物质的外壳——语言和契约等，但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自我存在的和现实的意识。相比之下，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受行为主义的影响较深。他把交往称为“交往行为”，并认为交往行为是所有四种社会行为(目的性行为、规范控制性行为、戏剧性行为和交往性行为)中最为合理的一种。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合法化危机的关键都不在于工具——技术层面，而是指向交往关系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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