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统治和治国方略的统一概论(doc 6页)

一、“法律的统治”的战略性
二、制度治理的法律化
三、目标取向的现实性

 

 一、“法律的统治”的战略性
从法律高于一切的战略高度，将法治——“法律的统治”当作根本的治国方略，是邓小平法治思想的立足点。
其一，站在“法律的统治”的高度，将法治理论从观念理性上升为治国方略
依法治国，其实质就是法治。所谓“法治”，词义上是“根据法律治理国家”或“按照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xx年xx月全盘条第三版，第343页；《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xx年xx月第一版，1018页。）之意，即“法律的统治”。
 “法治”的主张，早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提出了。《管子·明法》中说：“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韩非子也认为，“任法而治国”，“治民无常，唯以法治”（注：见《商君书·任法》，《韩非子·心度》。）。但他们所言之法治，其立法权操于君主之手，法自君出，君言即法，法为君用，法随君变，实际上就是人治。所以梁启超认为，法家的法治“不能正本清源”，故这种法治实为专制（注：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本论，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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