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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和2005年宏观经济走向(doc 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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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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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宏观经济
宏观调控和2005年宏观经济走向(doc 23页)内容简介

宏观调控和2005年宏观经济走向内容提要:
       中国目前的这一轮经济形势发展跟我们这一轮的宏观调控,它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之下开始的?首先我们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先后经历过四次比较大的经济周期,78年的杨耀进开始;然后82、83年的城市改革以后的城市投资过快;87、88年物价闯关,导致了最后89的动荡;然后92、93年的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引起再一轮比较快的经济增长,一共经历了这么四轮经济周期。我们的经济周期差不多平均就是五年时间,两年的扩张期一年的稳定增长期然后两年多一点的回落期。如果按照这么一个周期的话,从92年93年开始的那一轮宏观经济周期到了97年以后,中国经济就应该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了,但是没有想到,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中国经济增长不但没有起来,反而继续往下走了。也就是这个背景下,我们97年98年开始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直沿用了5年到了2002年年底。为什么说2002年年底开始了这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呢?原因不外乎前一阵大家分析比较多的,我们讲有四个化:第一个是轻化工业向重化工业化方向的转变,这是一个大的转变,这个转变的本质、最本质的拉动作用是我们的消费结构开始升级了,主要是以汽车跟住房的消费结构培育起来了,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到了2000年开始我们的消费结构开始升级了,这也是跟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有关系的,就是我们改革以前就是78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按照马克思的两个部类的领域,优先发展重工业,当时不关注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从78年开始我们先解决吃饭问题,到了80年代中期我们解决了穿衣问题,到了90年代初解决了看电视等家用电器的消费。我们发现到了93、94年那一轮经济增长快速的时候,当时家用电器发展很快,我们知道80年代初买个电视机电冰箱那是很困难的,但到了95年左右中国已经开始大批量的往外出口了。90年代初期我们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解决了家用电器问题,那么大家也明白当时我们也在预计,如果没有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从97年开始应该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了,那个时候的消费结构应该是住跟行,来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当时我们也预计到这一点,住跟行呢它的消费档次不是千元计的商品而是万元计的商品,当时提出来应该通过消费信贷加快这个进程。但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我们所有的措施都没有很好的推广起来。实际上我们到了2002年这次消费结构升级,实际上是我们从95年开始大概积累了10年左右的积累过程,正好亚洲金融危机叠加在一块使我们中国的经济不太好,但是也正是这10年的过程,很多老百姓家里已经积累起买汽车买住房的收入了。在2002年,在我们消费政策消费信贷的刺激下,首先是汽车先爆发了,消费开始升级了;住房这一块,实际上也是从90年代末期开始的住房体制改革,把住房完全货币化、市场化以后,住房也开始消费结构升级了。实际上我们的工业化重化工业化本身是由消费结构升级来带动的。这是一个工业化的一个结论。
       第二个就是城镇化。我们从97年开始那一轮的经济不振通货紧缩,很大的原因是中国的城市化率太低了,城市化跟工业化是不匹配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酝酿取消户口,允许农民进城,城市化幅度是在加快的。
第三个是国际化。2002年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大家都知道,一加入以后,很多企业家都有这种预期,一旦我们加进去,轻纺工业的出口会大幅度增长,因为国外对纺织品的配额肯定会取消。在那个时候,大概2001年、2002年的时候,好多温州一带的江浙一带的企业家开始大量地往纺织业开始投资了。那么2002年加进去以后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第四个化我们叫市场化。当时中国的一个判断,到2000年年底左右,2002年左右,按照官方的说法是三句话:中国的市场机制基本建立起来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成分框架也基本上确立了;宏观调控的体系基本上完善了,这个宏观调控跟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加上计划手段,三方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的这么一个宏观调控体系,在2000年左右这个已经基本上确立起来了。
      恰恰是这四个化我们从2002年起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但是在2002年底开始的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我们发现带了2003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突然就从8%到了9.9%,当时这个数据确实在发改委系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就说这个9.9%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内部正在争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三月份非典发生了,对于非典发生以后非典到底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多大,那时候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在这种情况下97年以来我们刺激经济的所有措施不仅没有减下来,反而是进一步采取了一些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包括减税包括货币政策大幅度的投放。在那个时候,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中央银行还是比较理性的。它就在非典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五月十几号就出台了一个关于房地产的5.18文件,对关于限制第二套住房投资贷款的那么一个文件。但是这个文件刚出台以后,遭到了好多人的反对,包括我们当时去给全国人大财经委汇报的时候,央行也去一块参加,央行压力就非常大,大家都说非典影响到底有多大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你们怎么能在这个时机出台这么一个措施。因为从中国政府来说从97年我们就是培育两个增长点:一个是汽车,一个是房地产,你把房地产打压下去,那么中国经济可能就不行了。所以说央行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措施出台之后就不了了之了。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这个政策应该说还是非常有前瞻性的,但是这个政策打压下去以后,央行就觉着很难再出台其他的一些措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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