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推荐---周其仁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doc 11页)
精彩推荐---周其仁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doc 11页)内容简介
精彩推荐---周其仁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内容提要：
最重要的变故，是我接受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聘约，于1996年春季开始回国任教。知道我的人，对我回国都不会奇怪。有着十年“土插队”外加十年“农村调查”的经历，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老土”。到海外“洋插队”读什么博士，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一个意外的“偏得”。在美国一住六年，除了对那里的大学图书馆、高速公路和法治的印象深刻，不曾发现任何适合于我、又能让我高兴的事情可做。回国，对于我只是一件早晚的事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抉择。
但是，“北京大学”对我的吸引力，可就迥然不同了。遥想1978年早春时节，我站在北大荒农场一只高音喇叭之下，一边听着本年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如何填写报考志愿。本来不用任何犹豫，我心目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北大”，而我对于只凭考试成绩、不论其他的竞争是向来不怕的。无奈是时我的年纪已经二十又八，而仅仅在上一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黑龙江省的“土政策”还是规定除了1966年的老高三学生、其他凡超过25岁的一律不得报考！北京大学要不要岁数大的学生呢？我没有把握。痛苦再三，我只好放弃了填写北大。
因此，1995年秋季我收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任教聘约，当天就签名表示荣幸地接受。我对自己说，当年没有当成北大的学生，现在退而求其次，到北大当一回老师，这样的机会怎么可以放过？各位读者，你要知道北大的引力吗，不妨看看我的遭遇：在我向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回接受聘书的信函之后，我才想起自己还从来没有教过书、并且完全不知道能不能教书！
在北大教书，是一件过瘾的事。比较下来，我以为北京大学最优良的资产是她的学生。是的，蔡元培校长开创的北大传统和精神，至今对全国最优秀的学子——每年从多少万高考学生中胜出的佼佼者——仍然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倘若以教授的薪资水平来考量师资水准，北大至今还比不过台湾大学、东京大学、香港大学和UCLA，但是要论学生出自“千里挑一”的优秀，北大可以把所有这些学校都比下去。我自己深受其惠：因为学生们的口味很“挑剔”，象我这样从来没有教过书的，也被逼得好象会教书了。
本来，到北大任教与论文收尾工作可以并行不悖。但是，被加州理工学院的James Lee教授——他在我离开之前告诫我回国后千头万绪，要完成论文难上加难——不幸而言中，我很快就“卷入”了对改革中的现实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而把博士论文搁在了一旁。自我思量，我的论文反正通过了答辩，已经被导师们认为够博士水准。晚一点拿头衔吗？对我的学问半点影响也没有。可是要论现实的经济问题，我 “离土” 已经六年——虽然其间为了毕业论文有过数次回国的实地调查，但接触问题的面毕竟很窄——“实感”被岁月消磨，大不如前。有机会补补课，接上一点“地气”，我是不应该拒绝的。
<center>接“地气”：水工研究</center>
机会接踵而来。第一档，是杜润生先生要我到山西参加研究一项大型供水工程。水工，历来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点，多年之前我就有过兴趣。在当代，水成为“国家所有的公共资源”，产权界定的模糊外加背离价格机制——结果只能是到处叫喊“水的危机”，且不能指望靠任何调水之策可以解决问题——是产权经济学不能放过的一个题材。80年代我跟了杜老参加过四省治淮会议，并在安徽王家寨亲眼目睹抗洪过程中上下游“兄弟地区”之间酿出的“公地悲剧”，对治水当中的人文和制度因素，有所感知。但是，过去从来没有一个机会，让我对水——尤其是黄河之水——有一个抵近考察的机会。现在杜老发话，加上山西方面当时主其事的郭玉怀先生热情邀请，岂有不去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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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变故，是我接受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聘约，于1996年春季开始回国任教。知道我的人，对我回国都不会奇怪。有着十年“土插队”外加十年“农村调查”的经历，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老土”。到海外“洋插队”读什么博士，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一个意外的“偏得”。在美国一住六年，除了对那里的大学图书馆、高速公路和法治的印象深刻，不曾发现任何适合于我、又能让我高兴的事情可做。回国，对于我只是一件早晚的事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抉择。
但是，“北京大学”对我的吸引力，可就迥然不同了。遥想1978年早春时节，我站在北大荒农场一只高音喇叭之下，一边听着本年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如何填写报考志愿。本来不用任何犹豫，我心目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北大”，而我对于只凭考试成绩、不论其他的竞争是向来不怕的。无奈是时我的年纪已经二十又八，而仅仅在上一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黑龙江省的“土政策”还是规定除了1966年的老高三学生、其他凡超过25岁的一律不得报考！北京大学要不要岁数大的学生呢？我没有把握。痛苦再三，我只好放弃了填写北大。
因此，1995年秋季我收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任教聘约，当天就签名表示荣幸地接受。我对自己说，当年没有当成北大的学生，现在退而求其次，到北大当一回老师，这样的机会怎么可以放过？各位读者，你要知道北大的引力吗，不妨看看我的遭遇：在我向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回接受聘书的信函之后，我才想起自己还从来没有教过书、并且完全不知道能不能教书！
在北大教书，是一件过瘾的事。比较下来，我以为北京大学最优良的资产是她的学生。是的，蔡元培校长开创的北大传统和精神，至今对全国最优秀的学子——每年从多少万高考学生中胜出的佼佼者——仍然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倘若以教授的薪资水平来考量师资水准，北大至今还比不过台湾大学、东京大学、香港大学和UCLA，但是要论学生出自“千里挑一”的优秀，北大可以把所有这些学校都比下去。我自己深受其惠：因为学生们的口味很“挑剔”，象我这样从来没有教过书的，也被逼得好象会教书了。
本来，到北大任教与论文收尾工作可以并行不悖。但是，被加州理工学院的James Lee教授——他在我离开之前告诫我回国后千头万绪，要完成论文难上加难——不幸而言中，我很快就“卷入”了对改革中的现实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而把博士论文搁在了一旁。自我思量，我的论文反正通过了答辩，已经被导师们认为够博士水准。晚一点拿头衔吗？对我的学问半点影响也没有。可是要论现实的经济问题，我 “离土” 已经六年——虽然其间为了毕业论文有过数次回国的实地调查，但接触问题的面毕竟很窄——“实感”被岁月消磨，大不如前。有机会补补课，接上一点“地气”，我是不应该拒绝的。
<center>接“地气”：水工研究</center>
机会接踵而来。第一档，是杜润生先生要我到山西参加研究一项大型供水工程。水工，历来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点，多年之前我就有过兴趣。在当代，水成为“国家所有的公共资源”，产权界定的模糊外加背离价格机制——结果只能是到处叫喊“水的危机”，且不能指望靠任何调水之策可以解决问题——是产权经济学不能放过的一个题材。80年代我跟了杜老参加过四省治淮会议，并在安徽王家寨亲眼目睹抗洪过程中上下游“兄弟地区”之间酿出的“公地悲剧”，对治水当中的人文和制度因素，有所感知。但是，过去从来没有一个机会，让我对水——尤其是黄河之水——有一个抵近考察的机会。现在杜老发话，加上山西方面当时主其事的郭玉怀先生热情邀请，岂有不去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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