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的解释及漏洞补充(doc 7页)

论合同的解释及漏洞补充内容提要：
    合同解释的基础是指合同解释的理论前提。“显而易见，只有在同意主义的法律体系中，法律才有必要去探究当事人真实意愿，从而确立有关合同解释的制度。”〔2〕也就是说， 只有合同经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时，才有合同解释的必要。按早期形式主义的立法，合同必须依固定形式订立才能生效，这种形式的完成也就意味着合同内容的自动确定，没有必要再行解释。因此，同意主义是产生合同解释的理论基础。但能否推论说，合同成立是合同解释的前提？按照瑞士学理与判例的见解，如果讼争涉及到成立合同的合意是否存在，就不存在解释问题〔3〕。笔者认为，合同解释本质上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 而合同成立与否也是事实问题，它是否属于合同解释的范围值得探讨。很显然，如果当事人间只有磋商最终并未订立合同，或者连订约的实际接触也没有，自然不必进一步考虑合同解释问题。可是，有时当事人间是否存在合同并不明确，尤其是在双方有表面的合同关系存在时，通过对这种表见的关系进行解释而判定有无合同存在，不能说没有意义。虽然这可以纳入意思表示的解释范畴，由于与合同有关，将其与合同解释一并探讨也未尝不可。所以，只要有表见的合同关系存在，就有合同解释的余地。
    一般解释学的理论认为，解释并不是无中生有的“镜外生像”，它必须面对一定的文本（Text）进行。在合同解释中，文本问题就是合同解释的对象问题。合同解释的对象从根本意义上说是要明确解释的基本依据及其内容，解释依据为解释目标问题，留待下文详述。解释依据需要外化为合同条款，所以可以说合同解释也就是对合同条款的解释。这里有必要区分合同解释对象与解释的资料。解释资料是借以确定合同内容的各种材料，包括固定合同内容的文词以及解释所要参考的其他各种资料的总和，如订约的地点、合同草案、交易过程、履约行为、习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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