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正问题的经济学论争(rtf 22页)

一、 真问题与假问题
二、 关于“权贵私有化”
三、 自由主义与社会公正
四、 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
五、 关于吉尼系数与社会分化问题
六、 经济学家要讲公正，经济学要讲逻辑：

 

张曙光先生是我所敬重的经济学前辈，其著述诲我甚多。但也有我不能苟同之论，听说先生要抛玉引砖,批评我辈，我当然很愿受教。不意读过两个文本[1]后，好生不解：张先生不仅自称“缺少政治敏感”，暗指我为“政治敏感”者，而且说了许多没来由的话。我反思再三，觉得可能因为拙文中“伪问题”及“权贵私有化”二词过于贬义，有人感到受了伤害。也罢，感谢张先生批评，就改用“假问题”和“公仆私有化”吧，如何？

但除此外，张文的许多看法我就难以理解了。首先，张先生指我为“政治敏感”者，大概指我说的“民主私有化”而言。但盛洪先生在产权问题上就“民主”（或曰“公共选择”）讲了那么多的话，张先生怎么就没觉得“政治敏感”呢？崔之元等先生大讲“经济民主”，（当然，那是体现在文革、人民公社、鞍钢宪法上的“民主”）张先生还主持过有关的讨论会，当然他未必同意崔说，但他也没指那种说法是“政治敏感”，是违反“规则”、不合“理性”的呀？为什么盛洪先生反对“公共选择”并不“敏感”，而我赞成“公共选择”就触及“敏感”了？为什么崔之元先生弘扬官办“民主”就是学术见解，而我谈民主就成了“进行政治批判”？

盛洪先生认为产权改革过程（请注意他讲的是过程，而不是目的，改革的目的是明晰产权使之可交易，这是另一个问题）不应该搞“公共选择”而应该搞“双方交易”，我则认为公共资产的处置必须经过公共选择（包括由公共选择的代理人在公共监督下的交易），无论我们谁是谁非，都明明是一个层次的讨论。不知张先生从何判定盛洪的说法是学理，而我则是“将学理层面的问题扯到政治层面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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